“杭州救助十年荟萃”——“我们愿做亲人团聚的摆渡船”

在市救助站内,老李和离婚多年的妻子看到儿子后再也无法控制情绪,连声感谢在场的工作人员. 儿子一直在江苏常州打工,我在宁波务工,9月26日联系时发现他关机了,当时感觉就特不好!来自贵州六盘水的老李常年在外打工,与儿子过着聚少散多的日子.没想到9月27日下午

　　在市救助站内，老李和离婚多年的妻子看到儿子后再也无法控制情绪，连声感谢在场的工作人员。

　　“儿子一直在江苏常州打工，我在宁波务工，9月26日联系时发现他关机了，当时感觉就特不好!”来自贵州六盘水的老李常年在外打工，与儿子过着聚少散多的日子。没想到9月27日下午就接到市救助站业务科副科长黄丽军打来的电话，告诉老李他的儿子可能正接受救助。“当时我根本不相信!”老李没上过小学、不识字，可防诈骗意识很强。能让老李相信、小李开口说话，黄丽军颇费了一番功夫。

　　小李在杭州下沙感觉异常，总觉得有人在他耳边说话，恍惚中报警后，民警将其护送至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并被诊断为抑郁状态。小李入院后，黄丽军第一时间赶赴医院了解情况，助其寻亲。

　　“家里有什么人?自己一个人到杭州来的吗……”面对黄丽军的询问，小李始终低着头、沉默不语，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初次接触，没有收获。

　　下班路上，白天沟通的场景逐个在黄丽军的脑海中回放。他发现，在提到“父亲”词时，小李轻微地抬了头。

　　第二天一早，黄丽军再次来到医院，“你爸爸现在一定很担心，如果你相信我，就把我当成大哥哥，我帮助你找父亲，让他来接你回家。”从父亲入手，黄丽军和小李分享为人父的经历，一遍遍苦口婆心地劝他，小李的情绪渐渐出现变化，最终敞开心扉，“我叫小李，老家在贵州六盘水，爸爸电话是……”

　　获取了小李的关键信息，让老李相信就“简单”多了，方言不通加上信任危机，黄丽军打了20多次电话，不断用缓慢语速、准确信息最终说服老李明白儿子患病并在接受救助。经过医院数天治疗，小李病情逐渐缓解，黄丽军和老李说好中秋节当天可以接回儿子。

　　“把孩子接回家后要按时用药，最重要的是要多关心爱护，让他感受到家的温暖，这样才能帮他走出阴霾。”老李一家临走时，黄丽军再三叮嘱。

　　寻亲甄别、心理抚慰、护送特殊受助群体回家等，这是救助管理站的工作日常。不分节假、寒暑，一个班次就是24小时盯下来;一年中，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有100多天在护送受助人员返乡的路途中。

　　今天是中秋、国庆节，我们也和往常一样值班。救助站窗口值班张钰涛拿着小李的受助人员档案登记表说，我们的工作还没完，后续还有很多信息要登记，特别是疫情期间的行程记录等。

　　在救助站3楼，一间5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桌子上摆放了苹果、橘子、瓜子、花生、月饼等，房间天花板上挂出两串气球、后墙上挂出一列五星红旗。3名受助人员正与杭州市芋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两名社工一起猜灯谜、做游戏。

　　“我没有钱，昨天来救助站求助的，在救助站过完中秋就回家，特别感谢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的服务帮助，让我们此时此刻有家的温暖。”受助人员小于说。

　　“从2016年开始，我们购买了社工服务，希望用专业的服务，抚慰受助人员的心灵，希望他们走出人生的暂时困境，重新朝阳般地迎接新生活。”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站长俞珍说。

　　她认为，“救助站是窗口中的窗口”，随着扶贫攻坚深入推进，全国群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直接表现是杭州市的救助量逐年下降，特别是流浪乞讨人员数量大幅减少。

　　“2015年救助人次是9000多人，2017年下降到7000多人次，今年1月至9月，救助不到3000人次。”俞珍说，一般性困难人员的救助数量少了，但特殊人群的救助数量没有下降，比如精神病患者等，他们1月至8月救助了近400人次。

　　面对新情况，救助站的痛点凸显。俞珍说，目前最大困难就是招不到医生，难为受助人员提供及时的医疗救助。

　　“护送患有传染病或精神、心理等问题人员返乡途中，护送员遇到过被咬或被打，面对突发我们都不害怕。”记者询问救助站内从“70”到“90”后工作人员同一个问题时，得到了同样的答复。

　　“不怕不等于会干”，刚入职不久的潘辉提出了自己的思索：“救助是任何院校没有的专业，但工作中专业性又非常强，不乏犯罪人员藏匿救助管理站的情况。”提高管理水平仅靠站内“传帮带”和每月的救助大讲堂无法完全满足需要，专业救助培训可提高工作的韧性。

　　面对人来人往的救助管理站，俞珍说：“我们要做的就是像摆渡船一样，让受助人员与亲人尽早团聚，帮助他们拍掉身上的灰尘，重新过上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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